教育学考研考哪些科目，小学教育学考研考哪些科目
为了“比较教育学”的发展，中国近代教育学家做了哪些学术贡献？
弗洛伊德谈教育2022-07-1418:27四川关注中国的比较教育发端于清末，学科发展则始于民初，20世纪30年代逐渐从教育学科中分化出来，成为独立的学科。随着庄泽宣、常道直、罗廷光等一批留洋教育学者的归国，比较教育研究蔚然成风。这些学者一方面建立起比较教育研究的理论体系，出版比较教育著作；另一方面，他们又将比较教育研究与中国教育的变革相结合，促进了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。在民国时期，庄泽宣、常道直与罗廷光等人已初步建立比较教育研究的理论体系，包括研究内容、研究方法以及编写体例。在研究对象上，他们共同将西方教育制度及其形成的背景因素作为研究的重心；在研究方法上，他们移植并发展了当时国际通行的历史-因素分析方法。
在研究体例上，庄泽宣主要以“列国并比法”见长，使各国教育制度的异同点、特色一目了然；常道直所使用的“逐国叙述法，则有助于窥睹一国教育体系之全豹”；罗廷光、钟鲁斋以“折衷法”为特色，突出问题意识，兼顾了国与国的横向比较与各国教育制度历史演变的纵向比较。为了更深入了解庄泽宣、常道直等人在比较教育理论方面所做之贡献，有必要从中国早期比较教育发展的历史中去考察。19世纪中期以降，如何将传统教育改造为现代教育，成为中国要面对的重大挑战。其时，知识分子纷纷倡导西学、翻译西书，其中不乏介绍欧美诸国教育状况及制度的内容。罗振玉、王国维是较早睁眼看西方教育世界的先锋，并创办了中国最早的教育杂志《教育世界》。借助期刊平台，罗、王二人开始大量迻译西方的教育思想与教育制度。苏格拉底、柏拉图、亚里士多德、赫尔巴特、洛克、裴斯泰洛奇、福泽谕吉等著名教育家，最早则是通过《教育世界》为中国知识分子所熟知。
其中，关于教育制度的译介，日本的教育政策、各级各类教育的介绍占据了大量篇幅。此外，王国维在《学部官报》上也发表了《欧洲大学小史》、《法国之小学校制度》、《法兰西之教育》等介绍欧洲教育制度的文章。然而，这些作品或出自《英国百科全书》，或源于美国教育部的《教育报告》，著者并未对西方教育制度作深入的研究，只是单纯的介绍而已。20世纪初，清廷派遣了诸多政府官员赴日考察其教育制度，以期为中国的学制建设提供可资借鉴的样榜。在遭受甲午海战与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失败后，清廷决意以教育制度改革作为突破口，实行所谓的新政。设学部、立章程、废科举等一系列举措，不可不谓是亘古未有之大手笔，如不是国家、民族危亡，清政府决不会同意改革旧制。然新学制是西方工业革命发展的产物，并非源于中国本土，所以需向他国“取经”。近邻日本，因地缘、学缘的关系成为中国学制的首个效仿对象。1897年，姚锡光受张之洞委托，到日本考察学制。
在日期间，他对陆军省、文部省各种学校进行了全面考察，回国后向张之洞做了《上张之洞查看日本学校大概情形手折》报告。这份报告成为张氏拟定《癸卯学制》的重要蓝本。1902年，另一位教育大臣张百熙为拟定学堂章程，派遣吴汝纶赴日考察教育。历经三月余，吴氏对东京、京都等地的各级各类学校做了周密的考察，详细记录了日本的教育发展、学制体系、课程设置、教科书等内容。考察报告洋洋洒洒十余万言，著成《东游丛录》一书。当代学者王长纯认为：“《东游丛录》内容几乎是记载日本教育的“百科全书”，该书全面介绍了日本的教育制度、教育思想和发展教育的具体方法措施，为清末教育改革提供了翔实而具体的材料，并未以后学制制定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蓝本”。由此，足见该书之价值。不容忽视的是，这些考察者自身多为官员身份，考察的时间也较为紧促，所记之内容大多为日本教育制度的简要描述而已。尽管他们也意识到“教育之法，大致可得要领，独施之吾国，尚有须访诸君然后能定者。此大而未可草草。”
但是他们未能注意到日本的学制实际上仿自法国，也忽略了日本抑或法国已具备雄厚经济基础作为现代学制的支撑。此外，作为传统的士大夫，他们所采用的方法一般是中国传统游记、日记的形式，带有较强的主观随意性。例如，同时期康有为的《欧洲十一国游记》、王韬的《漫游随录》等也存在相同的弊病。此种撰写的形式，夹叙夹议，既有异域的风土人情的描写，也不乏游客的想象与论议。然而，异域的风土人情往往只是这些“游客”们的道具而已，他们真正的目的并非在游记本身，而是要借游记之名，阐发他们教育改革思想之实，“游客”之意不在“山水之间”，而在“改良体制”也。如此写就的考察报告，往往缺乏客观性与科学性。
而且，这些传统知识分子的观念仍旧没能跳出儒家传统思想的窠臼。他们通常以中国文明为坐标，将中国传统的教育机构去揣度、想象西方教育制度中的各级教育的样式，或是以中国的知识体系比附西方的现代学科门类。因此，他们的游记或是考察报告，只能算作外国教育制度的介绍，在严格意义上说，并不能科学规范的比较教育研究。进入民国，随着留学欧美学习教育的学生日渐增多，对于西方教育制度的了解也随之日渐深入。在清末很长一段时间内，中国人对西方形象的认识大都是梦幻般的，谁都不能具体说出“大秦”、“泰西”的准备位置和内容。相比之下，民国初年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对于西方的认识，不再停留在“想象”、“猜度”之阶段，而逐渐趋于理性。
关于西方教育制度的了解，从广度来说，除了《教育世界》外，《教育杂志》、《中华教育界》、《进步》、《学部官报》等均对西方教育制度作了详细的报道，既有德国、法国、美国、英国等大国，其中也不乏瑞典、丹麦、韩国等小国；既有对各国教育制度的整体介绍，也有对初等教育、农艺教育、补习教育等各级教育的分类引入；从深度上说，这些文章中虽然大部分仍旧是迻译的内容，与清末的研究状况难分轩轾。之所以比较教育研究在清末民初长期停滞不前，这种局面与当时世界比较教育发展的状况是相一致的。詹姆斯·拉塞尔最早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课程设置了比较教育的课程。而比较教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则迟至20世纪30年代。
从时间上看，中国比较教育学的发展轨迹与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基本保持同步。这是因为民国时期比较教育学家大多毕业于哥大师范学院，如庄泽宣、常道直、罗廷光、何友松、朱有光等。另一位著名的比较教育学家钟鲁斋虽然毕业于斯坦福大学，但是他的比较教育思想深受康德尔思想的影响，其研究方式基本也在历史-因素分析范式之内。故而，只有待庄泽宣、常道直等人留美归国后，形成比较教育的学术共同体之后，旧有的描述性介绍的范式才得以终结。与早期比较教育的研究者的著作，如吴汝纶的《东游丛录》、罗振玉的《扶桑两月记》相比，庄泽宣的《各国教育比较论》，常道直的《各国教育制度》与罗廷光的《最近欧美教育综览》脱离了主观心比法的窠臼，充分运用了西方理性主义的研究范式，既有实证的量化分析，也有详细的解释与分析。
他们在书中对每一国家教育行政组织、学校系统，都附以清晰的图片，对各国各级教育的课程、学生数量都作了准确的统计，而不只是停留在主观的描述上，从而推动当时比较教育研究的科学化。在比较教育的内容上，晚清的学者大多著作对日本学制的介绍，其中虽也论及德、法等国，然大多都为零星的介绍。而庄泽宣这一代学者在国别研究方面作了极大的拓展，除了德、法、英、美、日、俄等大国外，对于意大利、丹麦、土耳其、瑞士、比利时、波兰等国家的教育制度也作了系统的研究。此外，他们还注重联系各国教育制度形成的历史，强调教育制度与经济、政治、文化的关系的研究。因而，他们的研究成果或建议往往都清楚地言明，各国教育制度都各自有形成的“土壤”，不宜盲目的照搬与效仿。
在编写体例上，他们在注重突出特色的同时，也力图做到客观。譬如，常道直编著的《各国教育制度》，较少地参照著者个人的主观评述，而是以统计数据、事实、法令的呈现形式，展现各国教育制度的最新状况。相比之下，晚清学者著作的体例则过于简洁，正如王长纯所指出的：“吴汝纶的《东游丛录》对日本教育描述详细、具体、全面，但编写体例简洁明了，极易查找、模仿、消化吸收与操作，表现出急于效仿的急躁与盲目”。由此观之，庄泽宣、常道直与罗廷光等人对比较教育研究理论体系所做之贡献，远远超越了前代学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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